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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近期，香港暴乱问题愈演愈烈，美国从中作梗，逼迫中国与其“兵戎相见”以乱中取利。就美国而言，其行为犹如两千多年前的斯巴达，已无异于单方面掉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那么，当前的中美博弈是否真的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，世界秩序又该如何演进？而香港在中美全面竞合的背景下前途如何？本期微信人大重阳君为您推荐我院高级研究员、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关于“香港稳定，事关中美竞争下的世界秩序”的解读。本文刊于8月19日观察者网。
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(Graham Allison)，过去两三年来，在美、中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频繁走动，推销他的著作。他虽多次否认自己是在激化中美矛盾，声称只是提出问题，寻求解决办法，表示自己也期望中美不要打仗，但他过去两三年极力宣扬美中难免一战的讯息，炒热了有关议题，客观上加大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惧，推动了美国全面反华趋势的蔓延。
《注定一战：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？》。作者：格雷厄姆·艾莉森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喻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，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，最终致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。这一概念是古希腊历史学家、思想家修昔底德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总结的历史现象。公元前5世纪，实力渐衰的斯巴达，在衰落的恐惧下，选择向日渐强大的雅典宣战。经过持续近30年的战争后，斯巴达尽管最后打败了雅典，却也在两败俱伤后走向自身的末路。这场战争加快了整个希腊文明的衰亡。
以此历史为鉴，当前的美国，与二千多年前的斯巴达何其相似。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全球独大的霸主地位，已从多领域、全方位向中国开战，只不过现在的战争已不只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，而是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科技等各方面的“超限战” ，更似“立体战”。就美方的行为而言，这场大国竞争已不是会不会掉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问题，而是单方面已然堕入该陷阱。
目前的情况，更准确地说，应是美国作为正衰落的全球霸主，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，认为后者对自己的霸主地位形成挑战，刻意、片面地将其打造成自己衰落的主要原因。在高度恐惧中，美国将中国作为挑战者，对其全面封杀打压。并且，它还希望其盟友加入战斗，共同对抗中国。面对美方步步进逼，中国并无选择。目前，在极不情愿和尽力避免、忍让的情况下，中国还是被拖进了美国这个霸主的思维陷阱之中，只能直面应对。
其实，对于今日的世界，“修昔底德陷阱”作为历史教训的示范作用非常有限。在核武器时代，两大核武国家全面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事。这是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共识，也是不能不承认的硬道理。然而，自冷战以来，美苏（后为美俄）大国的“代理人战争”(Proxy war)差不多从未停止过。目前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军事摩擦热点，不外是南海、台湾海峡、中印、中越、菲律宾、朝鲜半岛以及中日争议的钓鱼岛。但涉及这些热点地区的矛盾，现时都在中国与其对手的管控之下，且近年情况有所改善。加之当前美国的国际政策飘忽不定，政府缺乏信用，中国的周边国家难以铁心跟随美国，与自己强大的邻居闹矛盾。因此美国想通过盟友去与中国搞军事对抗，成事的机会不大。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，不会像艾利森教授所提出的，很可能发生全面的武装冲突。全球化下的今日世界，与二战后的世界已然不同，不可能重复五、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，两大阵营分立、互不往来的历史。
中美现时的关系，与二战后的美苏关系，完全不一样。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际政治上，中美之间都已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那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，压制中国的发展，可能采取怎样的手段呢？
成为霸权的必要条件，首先是经济体量够大。中美在这方面的比较，如按购买力计算，中国在2014年已与美国拉平，现在则明显超越后者(艾利森教授在其演讲中通常即首先肯定，中国现在已是第一)。如按生产总量(GDP)计算，中国则仍然落后，只是美国的约六成。但包括美国自己在内，各方面的声音都指出中国的生产总量大约会在10年到15年内超越美国。这个难以逆转的大势，也是引发美国恐惧的原因。而支持经济实体的安全及持续扩展，则要靠军事、科技和金融。美国要压抑和拖慢中国的发展，只能从这三方面下手：军事、科技和金融中，首重科技。大国霸主的地位，必建立在其科技的领先及主导地位之上。科技领先，才能维持其经济及军事上的优先地位。一个国家倘若失去其在科技领域上的主导权，从长远来看，它也难以在经济及军事上持续领先。
随着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，先打中兴，后剿华为，已将美方对付中国的核心手段暴露无遗。
在军事上，中国仍与美国有一定差距。美国不断渲染中国的所谓军事扩张威胁，实际上只是以此作为吓唬和拉拢盟友“归队”的借口，而并不是它自身真正害怕中国在其周边以外的地区进行军事部署。中美之间存在军事竞争是事实，但美国恐怕除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以外，并不会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已对它自身形成威胁。当前，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问题，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，但相比科技问题，其重要性微不足道。从美国在双方贸易谈判中提出的问题来看，早应看出美国关注的并不单纯是贸易问题。美方提出的谈判清单，一开始就包括知识产权、技术转移、国家的工业/科技政策(包括“中国制造2025”)等非贸易问题。美方首先开出征收关税的500亿美元产品，其核心也是针对中国的科技产品出口。故美国明言就算谈判成功，也不会放弃这部分的关税。这已成为目前双方谈判中一个难解的死结。此外，美国早就开始采取包括打压参与中国“千人计划”的在美科学家，要求大学减收、停收欲到美国留学、主修科技相关专业的中国学生，叫停及取消中国学者的访美签证等一连串行动。这都反映出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才是美国打压中国政策的核心动作。
金融领域的竞争，则是中美两国间的另一个潜在矛盾，并且可能是真正重大的风险所在。
金融关乎美元在全球独霸主导地位的维持，乃美国霸权的关键要害(即所谓“阿喀琉斯之踵”Achilles heel)。目前该问题还不在中美双方关系的台面上，可能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非常克制。虽然很多人高叫人民币国际化，但中国方面暂时还没有要挑战美元地位的动作。美方对这一问题当然非常关注，密切留意着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。
中美关系在烽火连天的情况下，金融关系却基本保持平静，这极为不正常。美方直到最近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“破7”后，才宣布将中国打成外汇操纵国，明显不似在其他问题上那么冲动。有理由相信，双方在这问题上，存在某种默契。但中美之间能否长期维持金融战线上的和平，情况并不容乐观。主要原因是美方不断将美元“武器化”，试图凭借其货币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，而利用它作为工具，在全球强力推行其政治目的。这迫使其他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寻求除使用美元之外的出路，如欧洲多国正努力另立付款渠道，以维持与伊朗的一些不违反美国制裁的贸易往来，中国亦在构建人民币全球支付网络。如果美国坚持美元的特殊地位，将之作为执行其霸权政策的手段，那么中小型国家没有办法，只能服从。但对于大国或大的经济体来说，如欧盟、日本、俄罗斯、印度和中国，则不可能坐以待毙。这些国家的回应动作，又会引来美国的反制。故除非美国放弃有关手段，否则你来我往，局面只会恶化。美国的过分行为，有可能为美元的独霸地位自掘坟墓。因这一过程而引爆的问题，可能会对全球造成极大震动。香港则会因联系汇率机制而首当其冲。
中国不想做老大，但也不愿意完全屈从当今的老大，而希望能够走自己的发展道路。中国要为自己的定位作出完整的论述，化解对方的恐惧，是有困难的。习近平曾提出要打造我们自己的话语权，而今情况更为迫切。美国的文化崇尚竞争，长期的优越地位已使其国家非常好胜，只想做第一，决不甘做第二。美国掉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是必然的事。这就是中美当前的局面。全球的其他国家和地区，无论大如欧盟、俄罗斯、印度，或是东南亚的各国，都难置身事外，它们只能在这两大国的矛盾中寻找自已的位置。香港的情况，更是不能例外。因为香港既在中国“一国”之内，也在内地“一制”之外，处境更加复杂及脆弱。
美国前财长保尔森(Henry Paulson)及郭台铭，都认为会出现两个平行体制，但却又未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。艾利森教授最近提出了他的解决构想，建议中美应建立一种“竞争性伙伴”关系(competitive partnership) ，但他没说明“竞争”与“伙伴”之间是什么关系，也没指出二者在哪些领域是竞争，而在哪些领域是伙伴。中国社科院的杨原提出“两极共治”(bipolar co-ruling) 的概念，与多年前的“ChiAmerica”并无分别，而这一概念未获中国认同。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王湘穗教授则指出了中、美、欧三分天下的前景，但他也未能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。世界不可能再维持单极，是必然的趋势，但未来将走向两极还是多极，其间的关系又如何，仍难以准确预测。未来的世界，必然是个更复杂，更脆弱的世界。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二者牵动的全球大变局，仍欠一个合适的冠名与标志，以及明确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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